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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世平《南园词》的主体型动物叙事

5星小编 @ 评论 2016-11-25 05:27850 人围观, 发现评论数0个 原作者: 唐克龙来自: 5星文学网 收藏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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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型动物叙事

——蔡世平作品的一个面向
 
湖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唐克龙

   文学是人学”。文学理论书上的这句老生常谈包含了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朴素真理,即一切文学作品无非都是以人为主角,描写人的作为、表达人的思想的。当生态意识尚未进入创作者和评论者的视域时,这样的说法并不为过;而当我们将聚焦点从“人”这个似乎天经地义的描写中心稍稍偏离开、注目文学作品中的其他书写对象如动物、植物、荒野乃至一块石头、一湾清流时,既有的审美体验将会因对象的改变而重新整合,呈现出别样的感受,则“文学是人学”之论断,其作为有局限的真理之性质,自是不言而喻的了。
 
   实际上,在生态中心主义者或者生物中心主义者眼里,文学是人学,文学也不仅仅是人学。就动物伦理而言,从西方文化的发展来看,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是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的,植物低于动物,动物低于人类,动植物都是为了人类的存在而存在的;《圣经》赋予人类管理一切动物的权利;笛卡尔虽然认为“人是机器”,但却引入“灵魂”观念,把人和动物区分了开来;康德则强调人才是最终目的,只有人才具有道德身份。动物只是工具性存在,人对动物,也只需承担间接义务。可以说,在人与动物关系这个论题上,一直到康德,西方主流文化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只有到边沁出版《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一书,他才将道德关怀的范围首次延伸到动物身上,对后来的动物伦理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动物保护运动的现实开展。在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释道三家学说里面,虽然也有零星的动物保护思想,但其基调和核心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直就没有发展出视动物为生命主体的现代动物伦理。[①]只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高度紧张、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的现实语境里,人们才开始认真检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才逐渐认识到动物不仅仅只是工具性、符号性存在,而是应该和人一样,具备伦理关怀的资质,享有生命主体的道德身份,有资格获得相当福利。既如此,则生态视域里的文学创作,当然就不能再以“人”为绝对主角了,动物(也包括自然界其他存在形式)也应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展示其独特性存在。这不仅仅是文学题材的扩展或主题多元化的内在要求,更是文学观念变迁与伦理拓展的重要表征。

   美国学者斯诺维克说,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不能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加以阐释,也不存在与绿色阅读无关的物品。按照他的说法,中国文学从其源头就开始生态书写了:《诗经》、《楚辞》就是先民生产、生活及其人居环境的生动的生态镜像。而就动物叙事来看,则《诗经》、《楚辞》乃至诸子散文中,都已经在大量征用动物,一直到近现代,这种趋势就没有停止过。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文学中的动物形象,实际上没有摆脱符号化、工具性的特征(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动物叙事还添上了意识形态色彩),并不具有道德身份和生命主体的地位。只有到了二十世纪晚期,规模化的主体型动物叙事才开始蔚然成风,引人注目。
 
   所谓“主体型动物叙事”,意指在生态观念支配下,把动物当作生命主体来书写的动物叙事。与之相对的,则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把动物当作某种象征、工具来书写的符号化或工具型动物叙事。动物叙事基本上不外乎这两种类型。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符号化(工具型)动物叙事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主体型动物叙事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零星萌蘖,到20世纪末终于开枝散叶,形成了较大气候。在文体分布上,主体型动物叙事在叙事文体和抒情文体上都有出色表现,各类文体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作者,如胡发云(《老海失踪》)、杜光辉(《哦,我的可可西里》)、莫言(《酒国》、《四十一炮》)、叶广芩(《老虎大福》)、刘庆邦(《阳光》、《梅妞放羊》)、邓一光(《狼行成双》)、于坚、高行健(《野人》),等等。
 
   但有意思的是,在写作者众多、作品数量巨大的当代旧体诗词文本中,动物叙事却似乎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或许与这种文体的某种整体老旧性不无关系。但我在读了蔡世平的“当代旧体词”之后,却吃惊地发现,原来这种“老旧”的文体,其实也是可以传达某种新鲜的、现代的观念的,比如主体型动物叙事中的现代动物伦理观。
 
   蔡词取材广泛,造语新奇,意境空灵淡远,现实而又脱俗,颇耐咀嚼,故甫一面世,即博得学界与词坛众多赞誉。从生态批评角度来看,他的大部分作品均能以或新或旧的意象,营造出人与自然圆融谐和的意境。不过,虽然他也自创新词,或者与古为新,给传统意象注入新时代的意蕴,翻空出奇,极大地刷新了读者对旧体词表意功能的认知,但因为这种“老旧”文体强大的形式制约性和意象粘附性,应该说他还没有完全脱略旧形骸,所谓“影响的焦虑”,在在都有。诸多作品展读之下,似曾相识之感扑面而来。这主要是因为他使用的那些意象,沉淀既久,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同一文化共同体中的读众而言,已是烂熟于心,到眼即辨。如这篇《满庭芳·旧忆》:
 
   “数点星声,几多萤语,晚蛙题句南塘。野风芳草,雷雨说潇湘。黄鹤楼头落日,烟波里,一脉斜阳。车窗外,羊城晓月,淡抹夜时妆。
   时长。挥不去,红楼翠影,柳色荷光。有佛心还在,明月西窗。难瘦胸中旧样。十年梦,没个商量。何曾却?涛声依旧,渔火汨罗江。”
 
   密集的传统意象,构建出一个古典的怀人忆旧场景。虽曰细密动人,却也未免审美疲劳吧。
 
   就风格而言,蔡世平说他更喜欢婉约。确实,在他的词里,他写了很多的风花雪月,也写了不少的鸟兽虫鱼。比较而言,他的风花雪月更多古典意蕴,而他的鸟兽虫鱼即他的动物叙事则更多现代品格。这种现代品格,主要是指他能从生态视角、以生命意识来观照、书写他笔下的动物,使之获得生物中心主义意义上的道德主体身份。比如《高阳台·葬鸟辞》,写一只雏鸟被风暴吹落到地上,“我”将其转移到避雨处,又将其放在竹篮中,挂在屋檐下。但终因伤势过重,不幸妖亡。“我”因葬其于南园小山,并以青草覆盖。词的下阕表达了作者对生命遭毁的哀思:“曾经多少家常日,羡双双对对,仄仄平平。别样情怀。伴他闲唱闲吟。相思昨夜莺词泪,觉枝头,有个莺魂。只而今,人到黄昏,怕听莺声。”
 
   在作者心里,这只不幸夭亡的小鸟显然也是具备内在价值的生命主体,它的存亡自然也足够令人关切。又如《临江仙·洞庭迷魂阵》,则对洞庭湖上人类布下“迷魂阵”而诱杀鱼虾的利己主义行为进行了谴责。作者在词中化身鱼虾,悲愤控诉道:“鱼父鱼婆泪落,鱼娃鱼崽喳喳:近闻人又黑心呀!洞庭眠恶梦,何处是俺家?”在《临江仙·天鹰残翅》一词中,则对八十年代云南老山前线一只被炮弹削去翅膀的老鹰寄予了同情:“怜见天鹰残翅后,一头栽落茅泥。扶他气息已低微。谁将温鸟血,涂上少年眉?”
 
   动物入诗、入词,在中国文学中并不鲜见,历史也很久长。但是在诗词尤其是旧体词的创作中以明确的生态、生命意识书写动物,却还是一件新鲜事。蔡世平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认为当代旧体词“应当是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词,从形式到内容到精神质地一看就知是当代的。”[②]实际上,如前所述,由于词这种文体强大的形式制约性和意象粘附性,要在形式上使其“当代化”是有相当难度的,唯有在“内容”和“精神质地”上下功夫,才能使这种老旧文体焕发生机。我认为,蔡世平词作中以生态观念和生命意识为基底的动物叙事文本,便是在“内容”和“精神质地”上作出了可贵努力的结晶。
 
   陈启文在评价蔡词的时候,认为蔡词的创新“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创新,他所突破的不是传统的格律形式而是陈旧的心理与思维定势,通过换血而不是换壳来延续这一文化血脉之根,并以此来重塑中华诗词的当代品质。”[③]陈启文并没有明确指出蔡词究竟在哪些方面突破了“陈旧的心理与思维定势”,其实前述动物叙事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生态和伦理观,即是蔡词突破“陈旧的心理与思维定势”、在精神上“换血”的具体表现。
 
   陈启文还认为,蔡词所体现出来的“最重要的美学意义”,“就是直奔血肉滚烫的生命本身,而中华诗词在当下以及未来被激活的可能性,也只有一个途径:你在多大程度上贴近了生命。”[④]陈启文所谓的“生命”,当然还是“人”的生命。而从生态批评、动物叙事的视角看来,这“生命”,理应包括动物的生命在内。只有“贴近了”人和动物的生命,“生命意识”才算完备,伦理关怀才不至于偏枯。蔡词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令人注目的实绩,给旧体词的“开新”,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不特此也。在蔡世平的散文创作中,视动物为生命主体的书写也时复一遭,而且其伦理关怀的意识也似更醒豁。比如在《鸟祭》一文中,作者对小鸟身份的体认,就已超越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认为小鸟是天帝“派到这个院子里给人以快乐的快乐天使。”作者伦理关怀的视野,也明显突破了狭隘的人际伦理,而扩展到非人际伦理或曰生命伦理的边界:“人的德行,同时应当包括对小鸟的仁德。人啊人,你什么时候才能觉醒,对小鸟的滥杀无辜,也是人的一种罪孽呢!”作者的生态观,亦已超越注重生命个体的生物中心主义,扩展到更具整体感和包容性的生态中心主义:“没有鸟的天空还会是天空吗?没有鸟的树还会是树吗?没有鸟的家园还会是家园吗?我呆呆地望着没有鸟的树和没有鸟的天空,心便悲伤了。”《与蜂为邻》一文,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我相信自然界是完整的、和谐的、有秩序的。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无一时不在运行着。但是它是遵循着某种‘游戏’规则运行的,只是谁也不要去扰乱谁。如果你无视这个‘游戏’规则,而另搞一套,那样当然也就乱套了。”
 
   应该说,蔡世平已经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了明确的现代生态观和现代动物伦理观,这给他的旧体词创作赋予了某种现代性品格,为这种古老的文体注入了生机。但蔡世平还不是一个纯粹的生态作家。因为他作品中的动物叙事文本还相当少,与他总体作品数量不成比例;此外,在他的大量作品中,传统意象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某种自觉的、明晰的现代伦理意识还较为稀薄。
 
   不过即使如此,蔡世平作品中动物叙事的实绩也很可观了。毕竟,对一位旧体词作者而言,这并非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2013年7月25日 写于岳麓山下
 
(原载:王兆鹏编《南园词评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作者:唐克龙,文学博士,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①]有关动物道德地位的论述,拙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中有较详细论说。此不赘。
[②]蔡世平:《当代旧体词异军突起》,见蔡世平著《古韵新风—当代诗词创新作品选辑二》,线装书局,2010年7月版,75页。
[③]陈启文:《蔡世平当代旧体词创作:中华诗词延续与发展的一个可能性方向》,见蔡世平著《古韵新风—当代诗词创新作品选辑二》,线装书局,2010年7月版,94页。
[④]陈启文:《蔡世平当代旧体词创作:中华诗词延续与发展的一个可能性方向》,见蔡世平著《古韵新风—当代诗词创新作品选辑二》,线装书局,2010年7月版,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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